IDC发布中国智慧城市数据跟踪报告 华为云夺得政务云市场三项第一******
近日，全球领先的IT市场研究和咨询公司IDC发布《中国智慧城市数据跟踪报告2022 H1》，报告显示，华为云在政务云整体市场保持第一，持续扩大政务云市场领先优势。此外，华为云还在政务云多个细分市场中位居第一。在政务云基础设施和政务专属云基础设施市场，均拔得头筹，持续领跑。
IDC发布《中国智慧城市数据跟踪报告2022 H1》依托“一城一云”理念，华为云深耕城市数字化
从“政务云”扎实布局，到“城市一朵云”的云平台升级，云在政务与城市数字化的新引擎作用愈加凸显。基于“一城一云”理念，华为云推出云原生的“城市一朵云”解决方案，以政务云为核心，运用云原生、分布式等先进技术，构建城市各级、各行业统筹的云资源管理服务能力，形成一体化算力调度体系、协同数据治理体系、共性能力支撑体系以及统一的应用生态市场，面向政府治理、产业发展、社会服务等提供安全可信、长效运营的“城市云”服务。
作为行业领先者，华为云依托在纵深行业的成功实践经验，秉持“经验即服务”的理念，携手伙伴，共建生态，帮助客户快速实现数字化转型升级，深耕城市数字化，支撑新时期的智慧城市建设。从“政务云”到“城市云”，自2012年至今，华为云已累计服务了超过700个政务云项目，其中包括国家部委级项目40多个，与150多个城市共建“一城一云”，并取得中国数字政府大数据管理平台市场份额第一。
释放数字生产力，华为云Stack赋能政府迈向深度用云
立足新型智慧城市发展新阶段，华为云持续创新，近期发布华为云Stack8.2方案，并打造城市智能中枢、城市数字孪生、智慧财政等多个政府行业解决方案，携手政府客户迈向深度用云，全面释放数字生产力。
在城市治理领域，华为云Stack提供城市智能中枢解决方案，基于AI实现城市事件的智能感知、智能处置、智能分拨，提升城市治理效率。在深圳福田区，已经实现由智能分拨替代人工分拨，每一单的处理效率从原来平均4分钟提速到50秒，且准确率高达90%以上。
华为云在深圳福田建设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城市智能中枢在智慧城市领域，华为云Stack推出城市数字孪生解决方案，致力于打造城市数字孪生共性技术底座，全面赋能水利、环保、交通等行业场景创新，激发城市新活力。
在智慧财政领域，华为云Stack基于应用现代化技术打造财政一体化解决方案，并联合陕西、湖北和江苏三省财政客户发布《财政数字化最佳实践白皮书》，共同推进财政数字化进程。
华为云Stack发布《财政数字化最佳实践白皮书》实践出真知，华为云携手多地政府共建城市云
华为云通过云原生“城市一朵云”技术架构，以应用角度出发，实现从统一“上云”到“云上”业务的高效运转，打造更具韧性和创新的城市数字平台。目前“城市一朵云”解决方案，已在武汉、长沙、贵阳、盐城等全国多个城市落地。
在武汉，通过构建“数字经济赋能中心、城市运行管理中心、数字经济人才培养中心、科技创新孵化中心”四大中心，华为云全面赋能数字政府、数字社会、数字经济三大重点应用领域，为新型智慧城市建设提供有力支撑与服务。
在长沙，率先全国打造了“一主多辅、多云融合、自主创新”的政务云新体系，构建技术先进、资源共享、弹性扩展、响应高效的全市“政务一朵云”，联合华为打造了长沙政务云创新中心，成立了全国首个“鲲鹏政务云标杆实验室”。长沙“政务一朵云”有效支撑了惠民服务、精准治理、生态宜居、产业经济等各领域智慧应用，带动了以飞腾、鲲鹏CPU和麒麟操作系统为核心的“两芯一生态”产业发展，助推长沙建设全国新型智慧城市样板和标杆。
在贵阳，华为云联合贵阳块数据城市建设有限公司打造“贵阳城市云”，对政务云、国资云、行业云、中小企业上云四大领域进行整体架构设计和实施，建立城市数据资源体系和城市数字安全保障体系，构建“云-数据-安全”一体化的基础支撑体系，助力贵州省市一体化数据协同共享和业务创新发展，全方位助力贵阳贵安“在实施数字经济战略上抢新机”
在江苏盐城，通过技术创新和持续运营为核心驱动，深耕数字土壤“城市一朵云”赋能场景化应用、服务客户。以云原生夯实智慧城市数字底座，依据盐城城市的发展方向构建良好应用生态和新型信息基础设施的建设，保障城市高水平、智能化管理和运行。让数字化转型成为盐城数字经济的“加速器”，助力“数字盐城”高质量发展。
《“十四五”全国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规划》提出，加快新型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推进城市智慧化转型发展。通过数字化提升城市运行效能，不断破解城市治理中的实际问题，是提升城市治理水平的重要路径。而“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打造宜居、韧性、智慧城市”，成为城市数字化建设的新方向。华为云基于丰富的实践经验，不断完善智慧城市建设的理念和方法论，并通过基础设施即服务、技术即服务、经验即服务，构筑智慧城市云底座，实现“一城一云”，激发智慧城市数字生产力，助力中国城市开启智慧城市建设新十年。
南佐“古国”：黄土高原上最早的国家******
“宫城”祭祀区出土的带盖塞陶瓶 作者供图
“宫城”区发掘现场 作者供图
“宫城”祭祀区出土的白陶带盖簋 作者供图
“宫城”祭祀区炭化水稻出土区域（局部） 作者供图 【考古中国】 我们常说中华文明五千年。什么是“文明”？现在一般所说的“文明”，多指对“Civilization”等西文词语的意译，可以理解为国家管理下物质、精神和制度创造的总和。“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国家固然不等同于“文明”，但要称得上“文明”，则必须进入国家阶段。恩格斯曾提出国家产生的两个标志，一是“按地区来划分它的国民”，二是“公共权力的设立”。按地区划分国民指以地缘关系代替血缘关系，公共权力的集中体现则是“王权”。以此衡量，距今5100年左右的南佐都邑遗址，是黄土高原上最早出现国家社会的标志，为中华文明五千多年增添了又一实证。 甘肃庆阳西峰西郊的南佐遗址，坐落在黄土高原第一大塬——董志塬上，传说中这里是黄帝部族的重要活动地域，也是以农业著称的周人祖先不窋的老家。南佐遗址发现于1958年，1984—1986年和1994—1996年有过两个阶段的发掘，从2021年开始第三阶段的发掘和调查、勘探工作，基本确认这是一处以仰韶文化晚期大型聚落为主体的遗址，遗址面积在600万平方米以上，可能有外环壕。聚落中部是由9座方形夯土台及其环壕围成的面积约30万平方米的核心区，核心区中部偏北是数千平方米的由“护城河”和夯土宫墙围成的“宫城”。“宫城”中心为主殿，“九台”之外还有多处居住区、夯土台、沟渠水利设施等遗存，出土了大量白陶、黑陶等珍贵遗物和大量水稻，从多个方面显现出早期国家和文明社会的气象。 数千人数年建成的“国家级”工程 南佐聚落不仅整体规模巨大，而且宫殿、夯土台、壕沟水利设施等的建筑工程量也很惊人。以聚落中部的“九台”来说，每座夯土台约40米见方，现存还有5~7米高，复原起来就像九座小金字塔。每座台子外周有宽约20米、深约10米的方形内环壕，内环壕的侧壁及底部有2~4米厚的夯土护壁，以防流水对黄土沟壁的侵蚀。我们推测环壕不仅有礼仪象征和防御作用，而且是与其他沟壕池沼连通的、有实际用途的大型水利工程。内环壕外还有一周宽约20米的外环壕，内、外壕总长度估计在5千米以上。“九台”环壕工程总土方量当在75万立方米以上，以当时的条件，大概需要5000人工作1年时间才能完成。如果以壕沟中挖出来的土夯筑“九台”，所费工时应当不比挖筑壕沟少。 再看中央“宫城”区。有夯土围墙的长方形“宫城”东西宽约55米、南北长约67米，面积在3600平方米以上。“宫城”外有宽约15米、深10米多的“护城河”，它的两侧也有夯土护壁。加上“护城河”，整个“宫城”区占地面积就有8000多平方米。“宫城”中部偏北的主殿占地面积700多平方米，两个顶梁柱柱洞直径各约1.5米，中央火坛（火塘）直径3.2米——差不多是两个成年人的身长，规模之大前所未见。“宫城”东西两侧还各有一列侧室（侧殿）。所有这些宫墙、房墙都以版筑方法夯筑得十分坚实精整，窄处宽1~1.5米，最宽处可达5米，现存高度1.5~3.5米，是国内发现年代最早、规模最大、保存最好的夯土建筑遗存。 “宫城”区建筑材料还包括土坯和最早的红砖，各处地面、墙壁都以石灰多层涂抹，甚至宫墙也不例外，这也是国内最早大范围使用白灰面装饰建筑的实例。我们可以想见，五千年前的南佐“宫城”，到处都是那么洁白明亮，和大家熟悉的北京紫禁城的色彩大不相同。我们估计，“宫城”区的建筑工程量应该不会少于“九台”区。 经勘探和试掘，在“九台”外其他区域还发现有多处白灰面窑洞式房屋居住区、夯土台、壕渠水利工程等，加上可能存在的外环壕，整体建设工程量巨大。所有这些工程的主体部分理应是大体同时建造完成的，因此需要数千人劳作数年，这还不包括建筑工程的后勤保障在内。据此推测，南佐都邑人口或许有上万之众。也只有出现了强制性的区域“王权”，集合起国家力量，才有可能完成如此壮举。 南佐所在的董志塬上还有一些面积为数十万平方米的聚落，出土的精美白陶、黑陶说明这些聚落的级别较高，可能是从属于南佐的卫星聚落。陇东甚至整个黄土高原，分布着大量仰韶晚期聚落遗址，但还没有第二处能够和南佐的规模相当。即便是秦安大地湾聚落延续到这个时期，规模也是远次于南佐。南佐聚落如此大的体量，“九台”、壕沟和宫殿建造所需要的强大组织调动能力，当是区域公共权力或者区域王权出现的最有力证明。南佐都邑大概是从周围迁入很多人口，集中规划建设而成，这必然会造成一定程度的血缘社会重组，形成具有地缘关系的早期国家组织。由此推断，当时在黄土高原地区应当已经出现了一个以南佐为核心的“古国”。 中轴对称建筑格局的滥觞 南佐都邑及“宫城”具有清晰的中心对称、中轴对称格局。“九台”及核心区位于聚落中心，“宫城”位于“九台”中心，主殿位于“宫城”中心，大火坛位于主殿中心。主殿坐北朝南，从主殿大堂后部两个顶梁柱中间，向南到主殿中门（共有三门）、“宫城”南门，构成大致南北向的中轴线，东西两侧的侧室（侧殿）和壕沟对称分布。 再放大一些视野，“九台”中的北台就在这条中轴线的北端，东西两侧各有四台互相对称。“宫城”南墙外还有一道与其平行的外墙，类似后世的萧墙或影壁。外墙的门与“宫城”南门错开几米，两道墙之间的空间兼具瓮城功能，增强了“宫城”的封闭性和防御性。如此布局严整的多个圈层结构的南佐聚落，应是阶级秩序的礼制性体现，开后世古典建筑格局中轴对称的先河。 我们推测“九台”和主殿应当主要是祭祀礼仪场所，“宫城”区部分侧室（侧殿）有可能作为首领人物的居所。我们注意到由窑洞式建筑组成的普通居住区基本位于“九台”以外，推测“九台”所围绕的30万平方米的核心区，可能整体都属于与祭祀相关的“圣区”或者贵族居住区。这是一种将神权和区域王权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以王权为核心的建筑格局，凸显了王权至上，与西亚等地神庙和王宫分开且以神庙为核心的情况有显著区别。 礼制出现和阶级分化 南佐“宫城”区出土了白陶、黑陶、绿松石珠等贵重物品，成套的彩陶、朱砂陶、白衣陶、白泥堆纹陶，涂抹朱砂的石镞、骨镞，以及大量炭化水稻遗存，与普通居址区形成鲜明对照，显示当时不但有了较高水平的专业化分工，而且已出现礼制和阶级分化。 白陶、黑陶在黄土高原罕见，但在南佐“宫城”区却发现不少，精致者陶胎最薄处仅有一两毫米，表面光滑细腻，有釉质光泽。如此轻薄精美的陶器，理应用快轮拉坯的方法制作，但我们一直没有在陶器上发现快轮旋转痕迹，制作工艺还是个谜。制作彩陶是黄土高原的传统，南佐有些彩陶表面有釉质光泽，有些彩陶成套出土，具有礼器性质。比如在主殿以东祭祀区就集中出土9件小口平底的彩陶酒瓶，每件高度都在60厘米左右，还都配有特殊的盖塞——可既盖又塞，以防止酒精挥发。南佐的朱砂陶、白衣陶、白泥堆纹陶等也都是具有祭祀礼仪性质的特殊器物。朱砂常涂在一种带有圆饼装饰的鼓类器物上，器表内外涂白衣的做法则见于簋、双腹盆、钵、缸、罐、瓮等很多器物上。白泥堆纹陶罐在其他遗址很罕见，但在南佐仅“宫城”东部祭祀区就出土数百件，大小不一，可能是成套的祭祀礼器。经测定，南佐大部分陶器烧造温度在1000℃以上，最高达1116℃，而一般新石器时代陶器烧造温度在700～1000℃之间。令人惊讶的，还有“宫城”东部祭祀区数以百万粒计的炭化水稻的发现，粟、黍数量极少，反之在“宫城”其他区则绝大多数都是炭化粟、黍。黄土高原农业本来就以粟、黍为主而少见水稻，以珍贵的水稻献祭神祇祖先，也应当是礼制的反映。 南佐“宫城”区出土物还体现出与长江中游、黄河下游等地区的远距离联系。白陶、黑陶都最早出现于六七千年前的长江中游地区，南佐这两类陶器的出现有受到长江中游文化启示的可能性。尤其是南佐不少黑陶属于夹炭陶，这也是长江流域的古老传统。有意思的是，南佐有的黑陶仅覆盖陶器表面很薄一层，已能做到很好地控制渗碳层厚度，工艺技术和良渚文化最为接近，不排除与良渚文化有交流。据科技考古检测，南佐白陶所用原料为高岭土和瓷石，高岭土质量与后世制造白瓷的瓷土质量接近，瓷石原料可能产自南方，有些白陶上面的海洋结晶涂层原料可能来自海岱地区。黄土高原不产绿松石、朱砂，南佐的这两类原料有来自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可能性。大量水稻不排除当地种植的可能性，但也有可能是从长江中游等地远距离贸易获得。可见南佐“古国”应当存在对远距离贸易获取稀缺资源的控制，这也是国家社会的特征之一。 目前，南佐的考古工作才开了个头，很多谜团还有待后续解开。但据现有的发现就已经能够证明，中华文明和苏美尔文明、埃及文明一样，是诞生于五千年前的三大原生文明之一。 （作者：韩建业，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导，南佐遗址考古发掘项目负责人） 大发平台地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