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盯四风老问题新表现 强化监督严肃执纪 ******

　　紧盯四风老问题新表现 强化监督严肃执纪

　　清清爽爽过廉节

　　云南通报6起违规吃喝典型问题；湖南通报8起年轻干部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甘肃通报3起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酒驾醉驾典型问题……临近春节，各地密集通报典型案例，不断强化警示震慑效应。

　　二十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在部署2023年工作时指出，持续深化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纠治“四风”。各地纪检监察机关在春节来临之际，紧盯节点和薄弱环节加强监督检查，强化节前教育提醒，确保党员干部风清气正过春节。

　　2022年全国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95376起，纠治“四风”力度不减、尺度不松，对顶风违纪行为露头就打

　　1月16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布了2022年12月全国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汇总情况。当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11112起，批评教育帮助和处理16122人，其中党纪政务处分11569人。

　　数据显示，2022年，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95376起，批评教育帮助和处理141348人，其中党纪政务处分96756人。

　　在春节来临之前，连续第112个月公布的月报数据，再次给党员领导干部们敲响了警钟：中央八项规定不是只管五年、十年，而是长期有效的铁规矩、硬杠杠。纠治“四风”力度不减、尺度不松，对顶风违纪行为露头就打。

　　坚守节点纠治“四风”是加强作风建设的重要经验。党的十八大以来，经过一个节点一个节点的坚守，“清清爽爽”过节的氛围逐渐形成。作风之变，群众感受最深刻。2022年，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和国家统计局合作开展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97.4%的群众认为全面从严治党卓有成效，比2012年提高了22.4%；99%的群众认为，党中央正风肃纪反腐的举措，体现了我们党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

　　“四风”问题具有顽固性、反复性，稍有松懈，就会卷土重来、死灰复燃，决不能有松劲歇脚、疲劳厌战的情绪。

　　“湖北省政府原党组成员、副省长曹广晶违规收受礼金，违规公款吃喝，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和旅游安排问题”“湖南省常德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石门县委原书记谭本仲违规收受礼品、礼金，违规公款吃喝，不顾实际使用大额财政资金建设景观工程问题”……

　　2022年12月22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开通报10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从这些案例不难看出，在持续正风肃纪的高压态势下，仍有少数党员干部政治意识缺失，特权思想严重，不收敛不收手，花样翻新搞“四风”。

　　从2022年全国查处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来看，享乐主义、奢靡之风问题达到5万余起，而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达到4万余起，其中，在履职尽责、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方面不担当、不作为、乱作为、假作为，严重影响高质量发展方面，共查处问题37567起，占查处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总数的83.9%。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有关负责同志表示，纪检监察机关将聚焦党的二十大确定的目标任务，坚持以严的基调强化正风肃纪，对享乐奢靡问题露头就打，重点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将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长期坚持下去。

　　把监督挺在前面，紧盯节日期间易发的问题，紧盯享乐奢靡及各类隐形变异行为

　　“一件小事忽略了，两件小事忽略了，最后真正地是违法犯罪的事，就不把它当回事了，是非观念上逐渐地淡漠，这的确也是很惨痛的一个教训。”在近日播出的电视专题片《永远吹冲锋号》中，文化和旅游部原党组副书记、副部长李金早出镜忏悔，他违纪违法问题的一大特点，就是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十分突出，追求所谓“生活品质”、贪图奢侈享乐，逐渐从破纪到破法，从量变到质变。

　　作风问题无小事，党员领导干部腐败堕落往往是从不正之风、享乐奢靡开始，从“四风”上打开缺口。春节期间，团圆氛围浓烈，这容易让违纪违法现象披上合情合理的“外衣”，导致“酒杯一端，原则放宽”“礼物一送，制度松动”，个别党员领导干部在一次次收礼送礼、吃吃喝喝中，丧失原则、放松底线。

　　纪检监察机关坚持从具体事情抓起，抓早抓小、抓细抓常，精准施策、靶向纠治，防止千里之堤溃于蚁穴，防止小管涌变成大问题。

　　1月14日下午5点多，在医院结束监督检查工作后，陕西省大荔县纪委监委党风室3名同志简单商量后，马不停蹄赶往一家商场，就刚刚在检查中发现的问题线索进行详细了解……这是春节前该县纪检监察机关开展监督检查的场景。

　　大荔县纪委监委结合当地实际，元旦、春节期间制定了详细的监督检查工作方案，既严查违规公款吃喝、违规收送礼品、违规公车私用等老问题，又紧盯年底集中报账等环节，及时准确发现背后可能存在的“四风”问题。2022年12月以来，该县纪委监委在监督检查过程中发现违反“四风”问题线索5个，查处2件3人。

　　作风问题在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阶段既有共性特征，也有不同的突出表现。必须把握作风建设地区性、行业性、阶段性特点，抓住普遍发生、反复出现的问题深化整治，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

　　浙江省杭州市纪委监委将通过快递物流收送礼品礼金列为节前“四风”监督检查重点，通过明察暗访、随机抽查、当面核实等方式，对土特产店、商超等物流快递发出单位的快递信息开展有针对性的监督检查，重点筛查寄往党政机关、国企单位的可疑物流快递信息。同时，对机关企事业单位传达室等“终端”开展监督检查，重点关注“多人给某位党员干部邮寄快件”“一人给多名党员干部邮寄快件”等可疑情况，让看似隐蔽的快递送礼无处遁形。

　　节日期间酒驾醉驾违法犯罪行为相对多发，江苏省溧阳市纪委监委部署安排，从酒驾醉驾等问题入手，第一时间查清“和谁吃、在哪吃、为什么吃、谁付款”等关键信息，深挖隐藏在所谓“人情往来”背后的请托事项和利益勾兑……通过“靠前一步、深挖一层”，严查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交织。

　　紧盯加重基层负担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随意向基层派任务、要材料过多过频、同一内容视频会议层层套开、“指尖上的形式主义”……这是近日个别单位在工作总结部署阶段出现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表象。

　　二十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对重点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作出具体部署。中央纪委日前印发《关于做好2023年元旦春节期间正风肃纪工作的通知》提出要聚焦以总结部署工作等名义加重基层负担的形式主义问题，保障党员、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抓工作落实。

　　“您好！请问您的业务办理顺利吗？是否碰到工作人员作风懒散，或者是吃拿卡要、无故推托等情况？”天津市宝坻区纪委监委工作人员实地走访区政务服务中心，和办事群众面对面交流。天津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持续深入推进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和不担当不作为问题专项整治，大力纠治落实决策打折扣、对待群众耍官威、失职失责不作为等顽疾。

　　不久前，湖南省纪委办公厅印发《关于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深化纠治“四风”工作的若干措施》指出，开展“表现在基层，根子在上面”形式主义突出问题专项监督，督促分级分类开展整治，推动开展省直机关单位纪律作风问题专项整顿；针对妨碍惠民政策落实“绊脚石”等问题，部署开展教育乱收费、套取就业创业补贴、食品药品安全监管缺位等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专项整治……

　　当前是各类考核集中开展期，同时也往往是考核不正之风的易发高发期。

　　江西省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相关负责同志介绍，从日常监督和查办案件掌握的情况来看，年终考核时，总有部分被考核单位动“歪心思”，精力不是放在如何抓好工作落实上，而是想着跑关系、找门路，甚至企图通过搞违规吃喝送礼等方式，为自己加分。同时，也有一些责任部门利用考核评判权，搞“人情考”“关系考”。更有甚者借机吃拿卡要，收受好处弄虚作假等。针对这种情况，江西省纪委监委作出部署，要求全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以严的基调强化正风肃纪，加大监督检查力度，坚决防止考核中出现不正之风。

　　坚持纠“四风”树新风并举，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

　　1月17日，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召开全区领导干部警示教育大会，通过深刻剖析违纪违法典型案例，给领导干部常敲警钟、常亮红灯，以案为鉴、以案促改，向全区上下释放“严”的强烈信号。

　　现场参会的广西壮族自治区纪委监委驻自治区农村信用社联合社纪检监察组组长欧泽馨深受触动，“在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在新春佳节来临之际，这样的警示教育非常及时、很有必要。我将时刻牢记‘三个务必’，切实做到忠诚干净担当，全力以赴为党的事业和人民群众的利益而勤奋工作。”

　　春节来临前，各地在坚决纠治不正之风、解决突出问题的同时，通过警示教育大会等方式警醒党员干部守好“廉关”过好“廉节”，并积极推动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增强不想腐的自觉，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

　　“节俭且从春节俭，廉洁应似雪莲洁”“清风吹拂阳光院，白雪飘融仙鹤乡”“修竹凌寒身正直，梅花喜雪气清香”。1月16日，在河南省鹤壁市淇滨区文明实践中心的大厅内，书法家们现场挥毫泼墨，为社区的居民传福送廉，240余副廉洁春联被抢选一空。

　　鹤壁市纪委监委联合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市文联等单位开展了“清廉的节日”系列活动，坚持从优秀传统文化、红色革命文化和本地特色文化中寻找廉洁基因，持续在挖掘、提炼、转换、运用上下功夫，不断丰富内涵、拓展外延、创新形式，充分发挥清廉文化教育、引领和浸润作用。

　　2022年12月底，位于海南海口的海瑞文化公园开园，为市民游客假期出游提供了好去处，也成为党员干部接受廉政教育的重要阵地。除了指导推动海瑞文化公园建设，海南省纪委监委还开展廉洁文化微电影微视频征集展播活动，协调推动琼剧《海瑞》复排巡演，建设完成“全省廉洁文化地图”并上线运行，以廉洁文化助推清廉自贸港建设。

　　革命文化是淬炼党员干部廉洁奉公意识的重要文化滋养。福建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深入挖掘展示红色文化中的廉洁元素，使党员干部在革命文化熏陶中坚定理想信念，增强廉洁意识，传承革命精神，激发“不想腐”的内生动力，并从中汲取自我革命的强大力量。(中国纪检监察报 记者 薛鹏)

中国古代文章学中的“文势”******

　　作者：方笑一（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在中国古代文章学中，“文势”是一个相当重要的术语，它凸显了中国文章学的本土化特色，而很难用西方文学理论的概念来比附或阐发。弄清“文势”之说的来龙去脉，有助于理解古人的文章批评视角，从而深入认识中国文章学。

　　以“势”论文的缘起

　　魏晋时代的文论著作如曹丕的《典论·论文》、挚虞的《文章流别论》、陆机的《文赋》等，都没有对“势”作专门的论述。刘勰《文心雕龙》则有《定势》篇，被认为是古代文论中最早探讨“势”的专论。然而，刘勰采用的是比喻的办法，描述性地呈现“势”在文学作品中的面貌。刘勰所言之“势”，与文体有关。因为“即体成势”“体势”云云，无不标示出“体”与“势”的关系，进一步看，就是“体”对“势”起着规定性的作用，“势”不能脱离文体。同时，势不是人为硬造的，而要顺乎自然。这从刘勰使用的比喻可以看出来，而“自然之趣”“自转”“自安”等说法，说明势应该追求自然而然的境界。这两点又是互相关联的。各种文体功能不同，也就各有其势，写作某种文体时，应该顺乎其势，而不应“讹势”。

　　《定势》篇中，每种文体都规定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就好比彩色织锦虽有五色，但“各以本采为地”。大多数学者认为《定势》之“势”应指“文体风格”。刘勰之后，“势”成为中国古代文论中常见的范畴，如旧题王昌龄撰《诗格》指出“诗有十七势”，皎然《诗式》开首即有“明势”条，但他们所说的“势”，都属于诗论中的范畴，内涵与《文心雕龙·定势》之势也不尽相同。如《诗式·明势》自注曰：“文体开阖作用之势。”这里的“势”，显然不是指风格，而是指一种气势。这说明，“势”这个范畴的内涵，在文论史上不断发生着变化。

　　南宋文章学中的“文势”“笔势”和“语势”

　　南宋时代，批评家们开始系统总结文章理论。这种总结，最先是通过古文评点展开的。南宋吕祖谦在《古文关键》的《总论》中提出“看文字法”应首先注意的四点：“第一看大概主张，第二看文势规模，第三看纲目关键，第四看警策句法。”“大概主张”指文章立意，“纲目关键”据吕氏自己表述，包括“首尾相应”、“铺叙次第”、“抑扬开合”，则大致相当于文章的间架结构。而“警策句法”则着眼于“下字下句”等问题，显然看的是文章的语言。唯独第二条“文势规模”，很难用现代的理论话语来表述。

　　吕祖谦同样没有对“文势”下定义，也未对它细加阐说，我们只能通过他对古文的具体评说来看文势之指向。《古文关键》用“文势”一次评文共有两处，一是评苏轼《秦始皇扶苏》“不特文势雄健，议论亦至当”，二是评曾巩《送赵宏序》“句虽少，意极多，文势曲折，极有味，峻洁有力”。这里的“雄健”当然可以看作文章的风格，但已经不是一种文体风格了。而如将“曲折”也视作一种风格则显得勉强。从上下文看，这里的“曲折”应该说的是不一下子将文意吐尽，而是转好几个弯子将文意一点点透露出来。这也不能算是一种文体风格，而是指行文的态势。行文的态势由文章的内容决定，但最终落实于句子的安排和字词的调遣。当然，它又不等于所谓的“下字下句”，而是在句与句、字词与字词组合中体现出来的一种态势。

　　南宋时期另一部古文选本、楼昉的《崇古文诀》有助于我们确定“文势”的含义。该书有三处运用了“文势”一词，评曾巩《移沧州过阙上殿奏疏》“看他布置、开阖、文势，次求其叙事、措词之法，而一篇大意所以详于归美，乃所以切于警戒，不可专以归美观”。评李清臣《议兵策上》“文势纵横，变态百出，可喜可愕，深于兵书者也”。评张耒《论法下》“议论好，文势委蛇曲折，用字尤工”。我们大致可以判定，“文势”不同于文章结构（“布置”），不同于开头结尾的方法（“开阖”），也不是指具体的叙事、措词、用字之法，而是指纵横变化、委婉曲折等行文的态势。楼昉有时将“文势”称为“笔势”。如评苏辙《上枢密韩太尉书》“胸臆之谈，笔势规摹从司马子长《自叙》中来”。这里所讲的“笔势规摹”，就是吕祖谦所谓“文势规模”，而“纵横”是指老苏的文势有战国纵横家的习气，行文善于变化和照应。

　　南宋朱熹校勘韩文，文章中字句各本有歧异，或疑文中有脱字、衍字等，进行“理校”时，也时常根据文章的“文势”“语势”来判断。在这个意义上，两个词可以互相交换使用。韩愈《施先生墓铭》云“或留或迁，凡十九年不离太学”，朱熹云：“方云：杭本无‘凡’下八字，今按上文已云在‘太学者十九年’，则此八字诚为重复，然欲去之则‘或留或迁’语势未尽，又不知公意果如何？今亦论而阙之，不敢定其去留也。”朱熹按语相当于校勘的“校记”。他所说的“文势”绝不是指文章风格，而是行文的态势，据“文势”可以在不同版本间的文字差异中作出抉择：某几个字是否衍字，某本是否有脱文。朱熹不仅仅将“文势”看作校勘的依据，在讨论儒家经典时，他也经常观察文势，对之特别看重。如《朱子语类》卷十云：“读书须看他文势语脉。”同书卷七八云：“东坡《书解》却好，他看得文势好。”他自己在评论经典时亦屡次提及文势。

　　“文势”之内涵

　　“文势”指行文的态势，具体到文章批评上，文势被认为体现在文章行文的以下三种姿态上。

　　首先是曲折。上文曾提到吕祖谦“文势曲折”的说法，曲折是评点家眼中一种常见的文势。晚清王葆心在其《古文辞通义》中有专论“文势之平缓与转折”的部分，他说：“转折者平缓之对，欲药平缓须明转折。”可见他推崇的是“转折”的文势。他进一步指出：“所谓转者，有一意转折法、多意转折法，皆转之善也。但一意转折易，意多事杂，转折难。转多而碎，无法以束之，则转之弊也。有其善而无其弊，与所谓新其间架者，皆可以药平缓之病也。”在古文大家中，欧阳修和王安石二人的文势比较曲折，文势的曲折与否，当根据内容而定，作家的创作风格当然也是重要的决定因素，一般来说，文势曲折的文章比起文势平缓率直的文章更耐读。

　　其次是抑扬顿挫。如《文章轨范》卷四评韩愈《与孟简尚书书》云：“韩文公推尊孟子，以为功不在禹下，实自推尊，以为功不在孟子下。此一段以孟子与己对说，文势抑扬轻重，虽曰贤不及孟子，其实自许其功过于孟子。”如果说，文势的曲折主要是指文意的转折层面而言，那么文势的抑扬顿挫则主要倾向于文章表达的形式层面。比如上举《原道》中的一句，前面是四个四字句，后面忽然接了个感叹词“呜呼”，便造成抑扬顿挫的效果。又卷七评《送孟东野序》“其声清以浮，其节数以急，其辞淫以哀，其志弛以肆，其为言也乱杂而无章”云：“上四句一样五字，若第五句不用九字，文势便庸腐。”这是通过调整句子的长短、用字的多少来使得文势给人以新鲜感，其实也是一种抑扬顿挫的效果。

　　再次是圆活与纵横。《文章轨范》卷三评苏轼《秦始皇扶苏论》云：“凡议论好事，须要一段反说，凡议论不好事，须要一段正说。文势亦圆活，义理亦精微，意味亦悠长”。此处所言圆活，大抵相当于我们曾经提到过的“纵横”，要之是令文章富于变化，避免呆板。

　　随着古文评点与科举关系日益密切，其功利性使得关注点逐渐转向篇法、章法、句法、字法等领域，对于“文势”的体认与论述渐渐淡化。

　　《光明日报》（ 2022年12月26日 13版）